文学经典，这个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出熠熠光辉的历史性存在，进入现代消费社会，正遭遇着十分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文学经典在消费文化的一路凯歌声中，黯然神伤，失去了往日崇高神圣的地位。另一方面，文学经典又被涂抹打扮一番，成为消费文化里的资本增值的元素。文学经典，正遭遇着消费文化的嘲弄和解构。
作为现代商业文化的主导型，消费文化是不利于文学经典存在的。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之间有着诸多矛盾的方面。首先，文学经典对深度模式的追求与消费文化浅表化之间存在着冲突。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品质，是在对社会生活的描绘与叙述中，透露出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和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深度模式和形上境界，是文学经典区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规定。而当下流行的消费文化则取消深度，趋于浅表化。时尚与快感，是消费文化的基本表征，构成消费文化生产的内在动力。在这种时尚翻新和快感追逐的背后，是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形上关怀的遗忘。其次，文学经典的历史恒定性与消费文化的一次性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文学经典是一个能够被后人不断诠释与阐发的广袤的空间，一代一代的接受者可以从不同的“前理解”出发来达到与文学经典的摸索、沟通和契合。因此，文学经典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恒定性。而消费文化堪称快餐文化，其特点是用过即扔，讲求当下即得的满足。它总是快速地风行于各个角落，形成时尚。同时新的时尚又走马灯似的替换旧的，从而形成热闹繁荣的表象。今天的时尚，瞬间便成明日的黄花。文学经典在消费文化独行其是的氛围里，只能尴尬地存在于现实文化中的一个角落。第三，文学经典的社会担当意识与消费文化对责任的逃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文学经典都具有鲜明的人文教化功能。早在魏晋之时，曹丕就称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西方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也被委以启蒙的重任。文学经典以其净化社会风尚、塑造美好心灵为自己崇高的使命，并因此获得尊贵与神圣的地位。而今，消费文化在轻松调侃、嘻嘻哈哈的娱乐性背后，是社会担当意识的旁落和人生责任感的丢弃。靓丽的外表，堂皇的场面，哀婉的情景等不过是换取读者或观众笑声或眼泪的手段，此外再无任何积极的情感。在消费文化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娱乐化浪潮中，文学经典的启蒙与陶冶功能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文学经典在当下的尴尬处境固然有多方面原因造成，但消费文化对文学经典解构无疑是一个核心的需要关注的因素。有意思的是，消费文化对文学经典的解构是通过调用、戏拟乃至篡改文学经典的元素而实现的。在消费文化里，文学经典不过是一个道具、一个元素，甚至是某种商品的标签和包装。如网络小说《悟空传》里的师徒已经没有了文学经典《西游记》里对西天取经的那份执著，变得功利、颓废和贪图享乐。取经已不再是必须付出行动的事情，而成为每日讨论的哲学命题。这些充溢着玩耍心理与颓废思想的消费文化产品成为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趋之若鹜的对象。而文学经典也在被借名、戏拟和拼贴之后，进入到了消费文化的逻辑之中。当文学经典最本质的精神向度与艺术灵韵被稀释和消解之后，所谓的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已经没有根本的区别了。消费文化不仅要将文学经典吞噬为增值自身的因素，而且也将传统的文学经典彻底地边缘化和虚无化了。
显然，消费文化的一路凯歌和文学经典生存处境的尴尬并不是值得堆着笑脸击节赞赏的事情。文学经典命运的尴尬恰恰是我们时代价值观向现世和功利主义倾斜的表征。对文学经典的消解与戏弄固然显示了现代文化的视像品质，但也暴露出现代文化的无根性和脆弱性。消费文化固然是由社会的消费性质所决定的，对某种神圣性进行戏说与颠覆也的确迎合了现代人反抗主流意识和精英话语的心理，但是，当一切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被稀释或解构之后，现代人真的就能够获得快乐与自由吗？当文学经典的艺术韵味被拆解为浅显的图像符号或消费元素之后，人们心中所守望的那份宁静与温润、感动与愉悦也就被消解了。消费文化制造了“单向度的人”，平面的人，感性的人赖以存在的温床，也加剧了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颓败的进程。从这种意义上看，文学经典命运的尴尬，并不是我们时代值得欣慰和高兴的事件。面对文学经典命运的尴尬，我们需要的是多一份良知和道义，少一些欢呼和雀跃；多一份为人类命运忧患的情怀，少一些廉价的自我满足与享受。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西方正典》中表达了对当下文化研究一味解构经典的极大不满，为文学经典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做了辩护。他认为，“当我们从个别读者与作者与保存下来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来看待文学经典，并忘掉经典是必修书目时，经典就可视为文学的‘记忆艺术’，而非宗教上的典籍。”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因而毫无疑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文学经典为人们提供一种稳定的人文情怀、道德信仰、价值追求和审美趣味，甚至会内化为人们生命的养分和精神的支柱。所以，无论何时都应该给予文学经典更多的眷注。
继《女心理师》后，女作家毕淑敏将推出新书《鲜花手术》，这是她首次创作爱情小说。年过半百，为什么还要写爱情小说？毕淑敏笑着说，其实，这个故事在她心里酝酿了好多年。
书名
原书名出版商没看上
“《鲜花手术》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描写的是军队里一对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小说原来的名字不叫这个，叫《打起黄莺儿》。”
毕淑敏告诉记者，这个名字来自一首不太出名的唐诗《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中写了一位×××无心欣赏良辰美景，反而要把黄莺儿赶走，这样她才能在梦中满心欢喜地和久戍边疆的丈夫相会。”她说，可惜出版商觉得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首诗，因此根据书中在鲜花中手术的细节，选择了最后的书名。
内容
自己与书中情节无关
如果按时间推算，上世纪70年代的毕淑敏正是20多岁，与书中女主人公一样是医生，是否书中女主人公身上有毕淑敏自己的影子？
对此，她表示只与医务背景有关，故事情节完全无关。“就如同我写《女心理师》时，很多人联想起我做过心理医生。事实上，那些内容没一个是真实发生的，但又确实是来自我工作的灵感。同样，《鲜花手术》的故事，与我当年在阿里地区参军的经历有关。”
题材
故事已经酝酿好多年
毕淑敏此前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但为何在50多岁时想到写爱情小说？
毕淑敏笑着说，作为一名作家，她并没什么确切的写作计划。“其实这个故事在心里酝酿好多年了。大约七八年前，我在美国时就曾给一名华人翻译讲过这个故事。她当时就说：‘毕老师，这个故事太震撼了，你一定要写出来。’”七八年过去了，毕淑敏说自己在去年年底才找到一个好方式，终于动笔将这部10万字的作品写了出来。
“年轻人笔下的爱情可能有更多的激情和火气，但我们笔下的爱情可能更多的是宁静。”毕淑敏笑称，爱情是存在的，只是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多。“很多人以为是爱情，但可能只是荷尔蒙在作祟。”
除了爱情小说，毕淑敏还打算写部科幻小说。“我还没计划具体时间，但材料已经搜集一大堆了，还要再采访几个病毒学家。”
打算
当编剧改编《女心理师》
眼下，毕淑敏正在尝试着另一项“第一次”——第一次当电视编剧，把小说《女心理师》改成电视剧。此前，毕淑敏一直拒绝这样的工作，更愿意潜心创作，这次她却遭遇不少“威胁”，不得不“就范”。“影视公司的人威胁我，说《女心理师》涉及很多专业知识，这种小说即使其他编剧很努力，但没有这方面经历，会很吃力，而且与原作会有很大出入。他们觉得由我亲自来改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