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形态形成的几百年历史中，大学与产业界在分化的体制轨道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目标、结构和文化，有关大学与产业合作的种种争议无不缘自于此。今天当知识和技术逐步取代了自然资源和简单劳动力资源而成为首要的创造财富的源泉时，产业界与大学间的密切合作成为必然。硅谷地区的大学和产业界最早感知了这种变化，并逐渐形成了产学研间的创新循环。这种创新循环，一方面体现在创新的要素(包括人、知识和技术、资金)在大学和产业界之间的双向流动，另一方面更为突出的则是形成了弥漫在大学和产业之间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这是其他地区可以效仿硅谷种种具体的行为模式，却在短时间内难以追赶奏效的根本原因。
从资金循环来看，硅谷的产业在获得来自大学的研究成果和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向大学提供了丰厚的回馈。例如斯坦福工业工程系为了探索实践绿色环保的前沿技术，花费1.2亿美元打造了一栋节能大楼J2E2，雅虎公司创始人杨致远个人就捐献了5千万美元。在回馈母校的同时，也施加了其个人偏好对斯坦福的教学科研方向的影响。
风险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也极其依赖这些在技术最前沿的学者的咨询意见以帮助进行投资；而这些学者也会利用其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力帮助初创企业获得融资。例如，在谷歌创业的过程中，其创始人的导师—— 拉吉夫·莫特瓦尼(Rajeev Motwani)不仅仅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创业上的推动和鼓励，也在联络、游说硅谷几家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人员的双向流动来看，硅谷的企业为员工回大学进修提供各种各样的资助，而越是那些与产业实际结合密切的大学，越是受到这些员工和企业的青睐。许多华人留学生都曾接受过这样的资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甚至不要求员工深造完毕之后继续为本公司服务。这些行为无疑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硅谷地区的创造力，也影响着硅谷大学的教育取向。
斯坦福大学的许多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发明了某项技术，于是便将精力放在创业将技术产业化上，在创业成功并把公司卖掉以后，又回到学校继续担当教职，这就形成了产业界和研究界间的“旋转门”现象。在硅谷，像这样同时具有投资人、企业家、顾问等各种身份的大学教授不是少数。
在知识与技术的创造上，通过大学衍生企业、技术许可办公室、大学咨询教授制度、企业界最新、最先进技术的委托研发、合作研发、共同的前沿问题研讨等等众多途径，创造循环往复，并且在循环往复中形成了持久的创新动力。
伴随创新要素循环的是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形成。浸淫在硅谷创业氛围当中的学生，在校学习和研究期间常常思考的是：“这个技术如何实现？”“这个技术有什么样的商业价值，能否用来创业？”大学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创业讲座、论坛和活动来指导这些年轻人了解、学习和投身创业。大学里面浓厚的创业氛围，来自于一种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追求成果快速转化的热情和互助帮扶的自觉行动。这种热情和行动甚至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不少创业者追求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来“改变世界”。许多留学生在进入斯坦福之后深受创业氛围的影响，自发组织了创业俱乐部，还没毕业就学习创业。有人说，在斯坦福大约有一半的学生都在想着创业。这反映了大学培养的人才在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变化。同样在硅谷，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创业，大家都会给他鼓掌；创业失败不但不会受鄙视，反而被认为是其财富，“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在硅谷发展史上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以感到，这种创业氛围，是硅谷大学科研成果能够快速向市场转化的文化因素和行为范式，是来自创新型大学的自主创新的原动力，也是硅谷领先其他创新聚集区的“软实力”体现。
注：文中知名公司捐赠母校斯坦福大学具体案例详见《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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